遗传学那些事儿(上)“同姓不婚”的原因
《论语·述而》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来自陈国的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吗？”孔子回答说：“知礼。”陈司败对孔子的弟子巫马期说：“我听说君子从不偏袒，难道孔子也偏袒别人吗？鲁国国君在吴国娶了一个同姓的女人，但称她为吴孟子。如果鲁君也算知礼的话，那谁能算作不知礼呢？”巫马期把陈司败的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真幸运——犯了错误可以及时得到指正。”
原来，周代的礼法有“同姓不婚”的规定，鲁国国君和吴国国君都姓姬。鲁君在明知吴国公主和自己同姓的前提下，仍娶了她，并为避人耳目称其为吴孟子，企图蒙混过关。按春秋时代的礼法，吴国公主应称吴姬，但鲁昭公如果不给妻子“改姓”，无异于将自己娶同姓女子的“非礼行为”昭告天下。孔子当然知道陈司败的用意，但恪守忠君思想的他无法当众揭自己国君的短，才有了《论语》里这段精彩的对话。
这段对话的本意是表现孔子如何在“为尊者讳”和“过则勿惮改”两个问题上巧妙地保持平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姓不婚”的观念在礼法森严的西周时代非常深入人心，以至于直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贵为一国之君的鲁昭公仍要为娶同姓女子承担舆论压力。
防止近亲繁殖
同姓不婚，是周代为了防止近亲繁殖而制定的一条礼法制度。原来，上古时期，人类尚未开化，近亲结婚的情况屡见不鲜。后来，古人发现近亲结婚所繁衍出的后代往往存在先天畸形或者智力低下的情况，不利于种族的延续，即“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因此，在儒家重要的经典《礼记》中有明确的规定：“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不仅娶妻不娶同姓，就连娶不知姓氏的“小老婆”也要以占卜断定吉凶。
不过，春秋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民族的融合，同姓不婚的禁忌被逐渐打破。除了迎娶同姓女子的鲁昭公外，另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本人就是近亲繁殖的后代。晋文公为晋氏，姬姓，他姓姬。晋文公母亲的名字是狐姬，为狐氏，姬姓。所以，晋文公是不折不扣的同姓结合的后代，不知姬重耳骈胁(胁骨紧密相连如一整体)的生理畸形是不是因此得来。
有趣的是，晋文公是同姓结合后代的这一“原罪”，竟然在其支持者口中成为晋文公终将获得天命的证据：“今晋公子有三祚焉，天将启之。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隽才，离违而得所，久约而无衅，一也。”(出自《国语·晋语四》)
都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可是请看公子重耳，简直是德才兼备，天选之才，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古人朴素的遗传观念
19世纪，遗传学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但我国古人在长期的实践和观察中，早就发现了子孙后代与父母血亲之间存在的某种继承关系，这些认识形成了我国古代朴素的遗传与优生观念。
比如《后汉书·冯勤传》记载：“冯勤字伟伯，魏郡繁阳人也。曾祖父扬，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为二千石，赵魏间荣之，号曰‘万石君’焉。兄弟形皆伟壮，唯勤祖父偃，长不满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孙之似也，乃为子伉娶长妻。伉生勤，长八尺三寸，八岁善计。”
冯勤的祖父冯偃个子很矮，不到七尺。汉代的一尺约相当于现在的23.6厘米。照此计算，冯偃的身高不会超过1米65。但冯偃的兄弟们却一个个生得形貌伟壮，用现代的话来说属于标准的帅哥。冯偃的外貌、身高与兄弟们差距如此之大，估计从小没少受嘲讽。冯偃觉得自己虽然形容短陋，但好好改造一下家族基因，子孙后代的身高、容貌还是有希望改善的，于是就给自己的儿子冯伉娶了个“长妻”——个子很高的媳妇。冯家的这位高个子媳妇果然不负众望，她生下的儿子冯勤成功“逆袭”，不仅身高达到了八尺三寸(相当于现代的1米95)，而且非常聪明，从小便表现出数学方面的天赋——“八岁善计”。此人如果生在现代，一定是奥数班里的尖子生。
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子女对父母体貌特征的遗传。现代科学认为，子女的身高主要遗传自父母的身高，但外界环境的影响也很重要，比如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等。冯勤能長那么高，除了因为妈妈个子高，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父母养育方式得当：冯勤从小营养均衡，能吃能睡，经常运动。
优生优育
古代生存条件恶劣，医学又不发达，婴幼儿的夭折率很高，就连皇家子女也不例外。古装历史剧里经常出现的皇子夭折的桥段，是真实存在的。网络热播剧《清平乐》里的宋仁宗，一生有三个儿子，却全部早夭，最终只能过继侄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实际上，有人做过统计，宋代皇室子女的夭折率高达45%，而清代皇室子女的早夭率也高达42%。
皇室尚且如此，遑论寻常百姓之家。中唐诗人孟郊，晚年连丧三子，只能靠写诗来抒发自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一闭黄蒿门，不闻白日事。生气散成风，枯骸化为地。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
大诗人白居易，晚年痛失幼子崔儿，之后再无子嗣，写诗给好友元稹抒发悲痛：“书报微之晦叔知，欲题崔字泪先垂。世间此恨偏敦我，天下何人不哭儿。蝉老悲鸣抛蜕后，龙眠惊觉失珠时。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传谁庇荫谁？”
为了生育出更加健康的宝宝，避免婴幼儿早夭，古人做过很多努力。西汉的贾谊不仅写出了《过秦论》，他还是位胎教专家，写过一篇《胎教》。此文读起来很像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孕期指南。书中记载：“比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妇女不能听过于刺激的音乐，不能吃刺激性的饮食，以免对胎儿造成伤害。
书中举例说明：“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这是在苦口婆心地告诫孕妈，站着的时候不能弯曲一条腿，坐着的时候姿势要端正，独处时也不能叉开双腿，开心时不能大笑，生气时也不能破口大骂。贾谊所言确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比如孕妇“立而不跛，坐而不差”，可避免对胎儿的挤压，“笑而不諠，虽怒不骂”，是避免孕妇情绪过分波动伤害胎儿。
与贾谊相比，优生优育的反面教材是陶渊明。陶渊明有5个儿子，也许是因为嗜酒，他的儿子们似乎智商都不高，连一个喜欢读书的都没有，气得陶渊明写下《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古人对男女双方的最佳生育年龄也有认识。现代人常误解古人提倡早婚早育。其实祖国医学认为，虽然男子到十六岁、女子到十四岁就已性成熟，但男女最佳的生育年龄分别是三十岁和二十岁。这与现代优生学认为的，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30～35岁的观点，几乎不谋而合。, 百拇医药(谭昭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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